1945年，一个12岁的昆明女孩被美军卡车碾死，美军军法处只判赔26美元。女孩的父亲是个车夫，接过钱一声没吭。旁边站着的一个美国大兵却看不下去了，当场拍了桌子。
1945年秋天，抗战刚结束。昆明作为大后方，街头到处是美军的吉普车和十轮大卡车。美国兵手里有美元，有罐头，在街上横冲直撞。
一天下午，一辆美军卡车在街口拐弯，没减速。开车的大兵刚从酒吧出来，喝得烂醉，手里还抓着酒瓶。卡车直接冲向路边，撞倒了一个12岁的中国小女孩。前保险杠把人撞飞，后轮直接从她身上碾了过去。
女孩叫李木仙。平时常帮着拉人力车的父亲在坡道上推车。那天下午，她当场断气。
肇事的美国兵被宪兵带走。他在禁闭室里睡了一觉，连句道歉都没说。案子交到了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。
几天后，理赔现场，办公桌后面坐着个美军上校。
桌子前面站着李木仙的父亲。他是个拉人力车的，背驼得厉害，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短褂。他双手垂在裤腿两边，手指头上全是老茧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
旁边站着个24岁的美国大兵，叫李敦白。他是斯坦福陆军语言学校毕业的，分在赔偿部当中文专员，专门负责翻译和协调。
李敦白来中国前，对这片土地抱有极大的热情。他学了中文，想看看真实的中国。
上校翻了翻桌上的事故报告。报告上写得很清楚：美军士兵醉酒驾驶，负全责。
上校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叠钞票。他数出26美元，扔在桌子上。
“案子结了，拿钱走人。”上校说。
李敦白愣了一下。他转过头，看着车夫，把上校的话用中文重复了一遍。
车夫没说话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伸出粗糙的手，把桌上的26美元抓在手里。
接着，车夫做了一个动作。
他低下头，从那26美元里数出6张一美元的钞票，转过身双手把这6美元递给旁边经办案子的中国中间人。这个中间人是美军雇来的当地买办。
中间人熟练地把钱接过去，揣进兜里。
车夫转过身，弓着背，一步一步走出了办公室，连头都没回。
李敦白站在原地，看着车夫的背影消失在门外。
他转过头，盯着那个中间人：“你拿他的钱干什么？”
中间人拍了拍口袋，理所当然地说：“规矩。法官老爷判了赔偿，底下办事的人得拿点辛苦费。他不给，以后在街上拉车，麻烦多得很。这叫懂事。”
李敦白没理他，转身走到上校桌前，双手撑着桌面。
“上校，一条人命，就值26美元？”
上校靠在椅背上，点了一根烟：“李敦白，你是个新兵，这里是中国。26美元对他们来说是一大笔钱。够他拉好几年车了。”
“那个开车的大兵喝醉了，他撞死了人，不用上军事法庭？”
上校吐出一口烟圈，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：“他马上就要复员回国了。为了一个中国小女孩，毁了一个美国年轻人的前途，不划算。这事到此为止。”
李敦白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：“这不公平，必须严惩凶手，增加赔偿！”
上校收起笑容，指着门外：“出去，执行你的命令。”
李敦白走出办公室。
街上人来人往。人力车夫拉着客人跑得飞快，小贩在路边叫卖。没人知道刚才有个叫李木仙的女孩，她的命被26美元买断了。
李敦白回了宿舍，坐在床沿上，脑子里全是那个车夫递出6美元时的动作。
那个父亲连愤怒都没有。他觉得女儿被洋人的车撞死，是命。拿到钱，给官老爷交回扣，是规矩。
李敦白突然明白了一件事。
在这个地方，穷人的命不叫命。靠几张美元的施舍，救不了这些人。这个吃人的规矩，得有人来砸碎。
两个月后，李敦白接到了复员回国的命令。
船票发到了他手里。只要上了船，他就能回美国，继续过他的安稳日子。
李敦白把船票撕了，找到上级，交了退伍申请，要求留在中国。
上级看着他：“你疯了，留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李敦白答：“找人。”
李敦白离开了美军，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。他借着发救济粮的机会，到处打听地下党的消息。他不想和国民政府打交道，他觉得那帮人和那个拿回扣的中间人是一伙的。
后来，他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。地下党安排他去了张家口，接着又去了延安。
在延安的土窑洞里，李敦白见到了毛泽东，见到了周恩来。
他看到了另一群中国人。这群人穿得破破烂烂，吃着小米饭，但他们不认命，要把旧规矩全掀翻。
李敦白留在了延安。他被分配到新华广播电台，负责把中共的文章翻译成英文，播发给全世界。
他每天坐在窑洞里，对着麦克风，把中国发生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人。
1946年，李敦白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经过党中央的严格审查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任弼时五大书记共同签字批准。
李敦白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美籍党员。
他在中国整整待了35年。他参与了新华社英语广播的创建，经历了中国的土改。他看着那个曾经命如草芥的国家，一步步站起来，把那些吃人的规矩扫进垃圾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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